摘要：十九世纪下半叶展开的体质人类学摄影是影像人类学的早期阶段。随着十九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相机的发明，体质人类学很快把摄影当作收集和研究人类种族特征的重要工具。通过当时流行的进化论，体质人类学摄影推动人类学以极其类型化的方式形成对种族的认知。相关领域的创新不但见证着早期人类学如何完善自己的资料收集方法和标准化程度，而且见证着这门学科如何帮助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欧洲人形成对自我和他者的感知。影像人类学关心的表征与现实之间的互构，在体质人类学摄影领域有极为特殊的体现。
关键词：体质人类学摄影 影像人类学 人体测量学 种族
作者：李晋，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张馨宇，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硕士研究生。
过去三十年，影像人类学越来越关注民族志影像的真实性问题。朱靖江和邓启耀指出，在影像人类学的很多作品里，一些看似是事实的东西是拍摄者有意安排的文化复刻或展演，影像记录者总是刻意寻找并突出被摄者的某些方面。富晓星和陈学礼从大致相同的角度指出，影视制作的每个环节都包含拍摄者与被摄者从自身话语位置做出的竞争及文化主体性的抗辩，不管是选点、调研、拍摄还是后期制作，摄影机的技术和创造能力影响了影像人类学对表征关系的塑造。影视拍摄者要克服不对称的表征关系，就要像朱晓阳和鲍江强调的那样避免用自己的学术概念和视角覆盖被摄者的生活世界，在调查和拍摄中叩问生活之门。具体到这种表征关系该如何实现，国内学术界已经在发展参与式电影、社区介入、建立合作式的影像主体观、发展文化持有者的主位视角，以及转向虚构式民族志电影等方面做出了诸多探讨。
这些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写文化”批判的一部分，当时的民族志批判者关注人类学书写如何塑造表述的陷阱。影像拍摄者同样需要反思自我与他者以及主位与客位的关系。影像人类学的源头往往被追溯到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博厄斯（Franz Boas）、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米德（Margaret Mead）、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等二十世纪的田野调查者和影像，但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很多“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利用他人的照片来进行研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英国人类学会与科学促进会都曾发起过面向公众的影像收集工作，并大量收购与人类学有关的商业照片，还不定期地收到各种研究机构和科考组织者捐赠的照片。还有很多照片来自殖民官员、传教士和个人旅行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人类学抱有浓厚兴趣，喜欢在人类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回答人类学问卷，或是写信给欧洲人类学家介绍自己的发现，他们在文字沟通中往往会附上照片。不管是哪种渠道，这些影像最终进入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剑桥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博物馆等较早成立的人类学机构，构成了今天所说的影像人类学的先声。
十九世纪的人类学者在运用照片时，主要把它们当作文化领域的标本。不管是器物、宗教或艺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学者希望在跨文化比较中证明的是人的演化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括文化的演化，而且包括人的演化，实际上，由于体质人类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占据重要地位，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种族照片在当时的人类学摄影中处于显著的位置。体质人类学家认为这门新技术能够为理解人的身体和容貌特征带来新的突破，如普瓦尼昂（Roslyn Poignant）所说，当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人们提起带有“人类学”或“民族学”味道的摄影时，他们想到的多半是体质人类学的种族摄影。
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个阶段的体质人类学摄影很少有专门讨论。在那个参与观察还未形成的时代，研究者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具身性的认识，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更容易让自己的意识形态覆盖客体世界并建构出所谓“真实”，影像人类学关心的真实性问题在这个时代有特殊的体现。本文将关注照片如何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体质人类学家手中成为观察和比较人类身体的手段。当时的体质人类学手册和文章有很多对摄影技巧的介绍，各种学术机构还设计了专门的拍摄模式来保证海外旅行者拍摄的照片能用于人体测量和比较。体质人类学摄影希望通过相片展示各个种族的身体特征，在“科学性”的指挥下，它们经历了从追求代表性向追求平均性的转换。摄影对真实世界的择取与人类学对种族分类的建构之间形成互构，推动人类学以极其类型化的方式形成对种族的认知。这些影像在覆盖非西方世界的同时也影响西方人的治理。本文通过关注新技术、新知识以及非西方世界的身体和面孔如何在二维的种族照片中被压缩进可供人类学操控的平面，揭示出体质人类学摄影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代影响了欧洲人对自我和他者的感知，并以极其复杂的形式诠释了早期人类学对殖民政治的参与。
一、十九世纪人类学的种族理论与种族形象展示
从地理大发现开始，欧洲知识界就需要解释在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中遭遇的新的人群，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传统的神学框架下处理这些经验。基督教叙事把万物起源追溯到《创世纪》，把世上的所有民族归结到亚当和夏娃的结合，一直到十八世纪，研究者要面对的是如何在一元起源说下解释世界能观察到的物种多样性。
作为自然史研究的奠基者，林奈（Carl Linnaeus）认为世上的所有物种在上帝造物时已经被安排好位置，研究者的任务是通过这些位置来揭示上帝的意志。在第十版的《自然系统》里，林奈对所有物种进行分类。他把“homo sapiens”（智人）分成六类：Homo monstrous（兽人，包括侏儒、巨人症、连体人等残疾人）、Homo ferus（野人，主要指所谓“野蛮人”）、Homo africanus（非洲人）、Homo europeus（欧洲人）、Homo americana（美洲人）、Homo asiaticus（亚洲人）。法国人布冯（G.L.L.Buffon）更相信是自然本身创造了秩序。布冯认为是地质环境及地理气候的演变促成动植物的分布，但是他像传统基督教那样相信包括人在内的各个物种有最初的起源，它们只是在不同环境和气候中才退化成今天的样子。
十八世纪的自然史研究者接受了“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这个古希腊的概念，这套观念认为世上的所有生物都构成某种渐变的阶梯，每个层级之间是小到无法觉察的差异，人是这条巨链的顶端，再往上是上帝，与人相邻的是解剖结构上与人几乎没有差别的猩猩。这套学说把人纳入世界物种的总体分类，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人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描述成由自然选择驱动的从猿到人的过程。欧洲民族学和人类学普遍接受了达尔文的理论。历史人类学家特劳特曼（Thomas Trautman）指出，这些努力打破了基督教神学对人类演化历史的解释，基督教以近乎家谱式的结构把人类多样性压缩进数千年的跨度，人类学则把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放置在一个漫长、延绵，甚至能无限延伸的历史之中。这个民族志时间（ethnological time）对基督教时间的取代是早期人类学的最大贡献。但是，在资本主义扩张期，欧洲社会科学却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融合进达尔文进化论，尝试解释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殖民秩序如何符合自然世界的运作法则。西方主流族群、边缘族群及非西方世界之间的差异被归因为物种演化的生物差异，白人之外的种族被描述成人类进化的更早阶段。
十八到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很愿意利用展会等视觉手段来推广这个知识，把人类演化描述成以进步为导向的从低到高的序列。1854年，由英国民族学家莱瑟姆（Robert Latham）策划的水晶宫自然历史馆是个很好的例子。莱瑟姆设计的展馆包括新大陆与旧大陆两个板块，按照各个地区在世界地图上的真实位置布置了非洲、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北冰洋、中北美及南美洲等展台，每个展台包括当地的自然环境，有代表性的动植物，以及带有鲜明体态特征的种族模型。莱瑟姆撰写的观众指南把世界人群分为白人、蒙古人与黑人，指出他们在生计类型上分别对应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农耕社会和狩猎采集社会，并认为他们存在文明与野蛮以及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区分。莱瑟姆布置的自然历史馆不包括欧洲，在人群展示时也只包括每个地区的原住民而非欧洲移民，这些都暗示欧洲人拥有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特权，在展览中凝视其他民族并从他们身上了解自己的演变过程。
体质人类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个领域的学者大多有解剖学、胚胎学、神经学的基础，他们把面角、容貌特征、颅骨大小和颅面部比例当作理解人类智力、心性及文明进化阶段的钥匙。为了展示不同人群在身体和生理层面的特征，有大量非西方民族在那个世纪被带到欧洲展出，有了这些活体模特做基础，欧洲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利用石膏制作出很多真人大小的模型（比如莱瑟姆的展览），人类学和其他领域的书籍也大量使用绘画和刻版来传递种族形象。摄影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很快凸现出来。相机允许观看者在没有旅行的情况下了解一个地方的人群样貌和特点，而且与模型、绘画和刻版相比，摄影对人群形象的记录和复制也不容易受到制作工艺和感官偏差的影响，它们作为传播手段的成本也更低。十九世纪下半叶，世界各民族的身体影像大量汇聚到欧洲，与其他物品一起展出，欧洲研究机构还把它们做成幻灯片和图册来传递新的种族知识。下面将以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的藏品具体说明这一点。
二、身体影像收集：对代表性的追求
今天位于牛津大学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是人类学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它的开馆藏品主要来自皮特-里弗斯（Augustus Pitt-Rivers）的捐助。1880年，一篇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介绍了这批当时在南肯辛顿博物馆展出的藏品，这段文字证明在当时的人类学界，研究者已经把身体影像与骨骼标本放在一起，当作展示种族特征的证据：
（皮特-里弗斯）的藏品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记录人类不同种族的照片，虽然有丹麦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布列卡尼人和日本人，但是主要是一些未开化的民族；和照片放在一起的是一小堆最能标定种族特征的头骨，和另一堆能展示不同种族头骨在形式上有所差别的标本。第二部分的藏品展示世界的武器如何变化。第三部分介绍乐器、装饰、雕塑、绘画和所有艺术设计的变化……
作者强调，皮特-里弗斯的藏品有很多是大英博物馆等其他地方的展览中也能看到的东西，但是“展品的陈设方式让它不同于这些展览”。就像莱瑟姆的展览，十九世纪的民族学展览主要按照地理区域来规划，以强调“不同人群在文化的哪些方面区别于彼此”，但是皮特-里弗斯把一个类别下的展品放在一起，“以进化论为动力……证明物质艺术的发展和延续经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实际上，当人的容貌和体态被镌刻在纤薄的相纸之上，摄影为体质人类学提供的最大便利就在于它能把不同地方的影像搜集到一起作为种族比较的证据。1879年5月，皮特-里弗斯前往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收集了将近三百张当地人的照片；当年夏天，他又前往德国汉堡购买了德国、丹麦和瑞典人的照片，并从当地货运公司、海员和博物馆手中收集到几十张日本和中国人的照片。9月，他前往更北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收集了468张能代表当地族群的照片。这些照片构成了皮特-里弗斯藏品最早的一批照片。
皮特-里弗斯的收集工作从最近的国家开始，延展到远东的零星影像。当越来越多的影像汇聚到欧洲的研究机构，这个从近到远的拓展自然会包括更远的地方和每个地方更边缘的族群。皮特-里弗斯收购的大部分照片是当时流行的名片照（cartes de visite），这种照片把9公分长、5.4公分宽的照片印在10公分长、6.4公分宽的纸板上，做成明信片一样的形状。起初，人们把自己的照片印成名片照做礼物，但是市面上很快出现以名人和地方风情为主题的照片，其中不乏非西方世界的影像，大量来自同一地区的照片显示出一个地区的人群的特点。当时的一些学者认为，就像地理环境决定了自然选择的方向，人的社会文化发展决定了心智进化的方向，心智能力又体现于人的容貌特征。像物质文化一样，这些特征可以在代际间传承，形成与特定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人类历史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及其与人群的绑定可以体现在物质与身体这两个层面。当皮特-里弗斯把身体影像与乐器、工具、装饰、雕塑、绘画等物质器物并置，他是把人的容貌特征看做这个历史规律在有形层面的呈现。
当不同地方的影像被收集到一起，拍摄者原有的意图和语境被抹去。一张照片的内容没有变化，但是它们介入的网络发生了变化，影像作为表意符号承载的意义也从家人和朋友的礼物变为解释种族特征的证据。这种意义置换对十九世纪的进化论非常重要，后者把各个地方的素材从自身语境中剥离出来拼贴成解释的证据。文化人类学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是泰勒（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里，泰勒指出要建立文化科学，就要像自然科学一样收集标本，把它们像动植物物种一样分类。在他的操作里，这些文化标本的具体语境可以被忽略，不管是印第安人相信狗有灵魂，西乌人相信熊有灵魂，格陵兰人相信兔和鹿有灵魂并且置换病人的灵魂，或是暹罗人的六道轮回，它们都被统一概括为对动物灵魂或“物魂”的信仰。人类学的任务是搞清这些文化要素在历史和地理中的分布并尝试回答为什么存在相似的文化，它们如何证明人类历史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泰勒对世界各地的文化素材的运用就像皮特-里弗斯对身体照片的运用，它们都与生物学家在十九世纪利用标本的方式相似。照片的意义在于它能在不改变内容的基础上加速证据的流动，让大量信息汇聚到欧洲的研究机构。
1877年，泰勒从这个角度肯定了摄影的优势。他说，传统画师和刻版师大多没到过海外，只能以道听途说或想象的方式绘制非西方世界，“这让大多数书籍对种族类型（race-types）的刻画毫无用处，要么想要一些特殊的特征，要么对它们进行漫画式的夸张”。相机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来源于真实的遭遇。泰勒尤其夸奖了皮特-里弗斯博物馆收藏的德国摄影师丹曼（Carl Dammann）的图集。丹曼最早为柏林人类学会拍照，对象是前来访问的外国水手和马戏团，慢慢地，利用柏林人类学会与其他研究机构的联系，他收集到了大量不同民族的照片。他的图集在某种程度上与博物馆的陈列方式相似，都是展现出一条从自我到他者的等级渐变。丹曼把“日耳曼人和条顿人”放在图集的最前面，然后过渡到罗曼语族、斯拉夫语族、巴尔干半岛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东亚人，并把非洲人、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波利尼西亚人放在最后，服饰上从正装、各民族传统服饰过渡到裸体，展现出一条清晰的阶序。泰勒这样的进化论者很习惯于阶序，在他看来，“这些照片比任何数量的文字批评能更能揭示民族学体系经常做出的对种族形象的草率概括……它们向民族学研究者展示了人类实际上是在各种变体之间进行复杂的融合……我们在当下能对定义种族类型所做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粗略描述一个类型的重要特征”。④摄影的价值在于其客观性，它比其他表征技术更好地展现各地区人群的身体特征。
泰勒希望以丹曼为例，证明人类学需要有经验的摄影师来捕捉有代表性的个体，对于他那一代不进行田野的学者，如何保证有价值的信息流向研究群体是最重要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名片照这样的商业照片有明显的弱点，它们太过随意，也不知道人类学关心什么，照片的嘈杂信息可能遮蔽学者眼中有价值的东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74年，皮特-里弗斯主持编纂了《人类学笔记与问询》》(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这本手册旨在向海外旅行者介绍如何收集人类学和民族学素材，其中包括人类学影像的收集。人类学照片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拍摄和收集是个双向过程，当越来越多的影像素材流向研究者，后者也希望通过指导让收集工作更符合学科的期待。
这个知识生产模式在皮特-里弗斯与曼恩（Edward Man）的互动中得到了体现。1867年，曼恩跟随做长官的父亲来到安达曼群岛，在自己生活区域周边做了大量调查，并从1878年开始把他收集的器物和照片寄回伦敦。皮特-里弗斯根据这些材料撰写了论文，他说曼恩寄回的素材是“《人类学笔记与问询》的最初成果”。在论文里，他说由于土著的反抗，研究者对安达曼岛大多只是臆想，现在有了这些证据，人类学才可以真正“从当地土著的艺术和工具中把他们与人类其他种族建立社会层面的联系”。皮特-里弗斯详细讨论了安达曼岛的弓箭、陶器、刀具等生活器物如何接近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斐济、缅甸、马来西亚等其他地方的器物，通过照片的比较，他还指出安达曼岛女性在服丧时的装束与澳大利亚原住民一致。在曼恩的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些特殊的照片，这些照片的土著身旁摆有测量身高的标尺，这显然已经不再是呈现人的容貌特征，而是带有人体测量学的目的。当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研究者抱怨他们得到的照片不够“科学”时，他们想要的已经不仅是有代表性的形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思考摄影能否为人体测量这个“更科学”的领域提供证据。
三、人体测量学摄影的出现与实验
典型的人体测量学领域的照片使用简单的背景，把信息干扰减少到最小。它通常包括人的正面照、侧面照和头部特写，有时还要求被摄者采取特殊姿势以突出人体测量学需要的指标。最能体现人体测量学摄影的是被摄者身旁经常放有测量用的工具，它可以是量杆、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使用的绘制解剖结构的网格，或是拍摄者随手找到的有特定尺寸的器物。十九世纪下半叶，很多带有“人类学”意味的照片都会采取正面照、侧面照和头部特写这种组合，但是真正摆放测量工具的照片并不多，严格意义上的人体测量学摄影也没有被大范围地运用。证明这个领域影响力的是学者们对于人体测量学摄影有了一些具有新意的讨论，他们已经在思考运用相机的潜能。
1869年，伦敦民族学会秘书兰普雷（John Lamprey）发表了这个领域的最早作品。当时，体质人类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从大量涌现的种族影像中读出数据，当人们用不同方法拍照，身高不同的人在相同尺寸的影像中也显示同一高度，这让研究者无法在图像记录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兰普雷提出制作一个七英尺高、三英尺宽的木板，长边和宽边按照两英寸来分格，通过在水平和竖直方向拉出细线，把整个木板像围棋棋盘一样分成一个个四平方英寸的方格。接下来，通过让被摄者在木板前拍照并计算身体覆盖的方格数量，研究者就能从影像中读出数据。这套装置用统一的后景保证“一个六英尺高的裸体模特的解剖结构可以与一个四英尺八英寸的马来人对比”，它是通过添加恒定参照物的方式让拍摄者和观看者共享同一视域，让不同地方的影像能够以稳定的方式被关联起来。
兰普雷的方案存在很多不足，一个显见的问题是他只关注背景，却没有规定前景被摄者的姿态，他希望用恒定的参照物关联图像，却让这个想法有可能因前景摆放方式的不同而流产。由于透视关系的影响，相机的位置和高度，相机与被摄者的距离，以及被摄者与背景板的距离都有可能影响身体覆盖的方格数量及结果。兰普雷希望在海外殖民地实验这套方案，这得到了英国民族学会主席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支持。在兰普雷提出方案的前一年，印度总督坎宁（Charles Canning）已经出于私人兴趣下令收集印度各地区的照片，最终出版的《印度民族》展示了很多种姓和部落的身体特征及服饰。赫胥黎萌生了拍摄整个帝国的想法，他通过英国殖民部给各地总督去信，要求他们拍摄辖区内的典型人群及民族。
在发给各总督的信函里，赫胥黎规定了照片的拍摄方法：他要求每位摄影师选取三个模特，分别是男性、女性和小孩，所有模特都必须是裸体。与兰普雷相比，赫胥黎更详细地规定了照片的前景，他要求被摄者按照人体测量学的经典方式拍照，首先是全身照，包括正面和侧面照各一张。在拍摄正面时，被摄者双脚并拢，右臂水平伸出，手掌面对相机；在拍摄侧面照时，被摄者要展示左半边的身体，左臂沿肘部弯曲，手背正对相机，突出背部轮廓，女性侧面照还要露出乳房。在这之后，拍摄者还需对被摄者的头部进行正面和侧面特写。赫胥黎明确规定了相机与被摄者的距离，并要求在被摄者身旁放置量杆，这套方式能同时测量身高、臂展、胸部轮廓以及头面部的数据，这是英国人类学史上第一次有人以集中方式收集全世界的人体测量学影像，展示了人类学希望在测量和量化的意义上勾连所有材料的努力。
在某种意义上，赫胥黎的计划是想淡化实施者的意义，让现场拍照的摄影师搭建起研究者希望搭建的视域。但是，当时的一位批评家认为，摄影无法在人体测量学领域取代绘画，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受过训练的摄影师很难在细节上保证人体测量学对精确性的要求。人体测量学要求从正面和侧面绘制颅骨，保证头骨中心线与绘制者的视线呈九十度夹角，这是要回避由透视造成的视觉误差。与此类似，摄影师需要时刻检查相机的位置，保证拍摄的画面可以用来计算颅骨长宽比等研究者需要的数据。赫胥黎的方案在细节上有很多瑕疵：他没有规定用来测量的标尺必须垂直地面，且需要与被摄者背部处于同一平面；也没有考虑头发厚度会影响标尺的读数；人体测量学在测量头长和头宽时需要用弯脚规卡住骨面的突起，这些部位根本无法用肉眼来辨认；作为二维平面，照片也无法显示身体的周长。赫胥黎没有规定相机的高度、位置以及该采用的镜头和焦距，一旦影像出现变形，就有可能影响对身体数据的读取。
赫胥黎的计划并不成功，他回收了四十组照片，共计106张，大部分都没有按照要求拍摄。有的总督认为他们很难要求当地人裸体，还有人在找不到模特的情况下用监狱的犯人代替。但是体质人类学仍然在试验。赫胥黎把每个对象的拍摄次数从兰普雷的一次增加到四次，而且需要拍摄男性、女性和儿童，这在摄影器材受限的十九世纪需要长时间的操作。1877年，高尔顿（Francis Galton）设计出一套更有效率的模式。他把三面镜子调整到合适的角度，在被摄者斜对镜头时，一张镜子反射他的侧面，一张反射他的正脸，还有一张从上面反射头部，摄影师只需一次曝光就能得到正面、侧面、头顶这三个人体测量学需要的角度，而且不需要担心分别拍摄造成的相机的移动。人体测量学摄影一方面需要在广阔的范围里收集证据以完善对世界种族的解释，一方面又需要视觉证据能遵循统一的观看方法和原则，这是更复杂的镜面组合被设计出来以便把曝光次数简化到一次的原因。
另一种提升效率的方法是把正面和侧面照合并在一起，免去研究者在两三张照片之间切换。1899年，由皮特-里弗斯主持的《人类学笔记与问询》出版了第三版，在这一版，作为新的编者，体质人类学家加尔松（John Garson）介绍了这种模式：
拍摄土著应该完整拍摄他的正脸和侧脸，最好能在同一张底版上并排展示两个角度，正脸在左半边，侧脸在右半边。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插入适合相机后座大小的隔板或快门后把它们推到右边，覆盖相机开口的右半边。然后把镜头沿前座的水平运动推到左边，直到中心正对相机后座开口左半部的中线。对座位上的人对焦，在插入底版后曝光。接下来把座位从右到左转动九十度，让座位上的人相对于上次曝光处于合适的位置和角度。相机后座的隔板挪到左侧来曝光开口的右半边……两次曝光的时间完全相同，不然不会显现同等程度的影像。
照片拍摄最好能按照比例，在四分之一版上拍摄两张影像的最好尺寸是身长的七分之一，在二分之一版上是六分之一，要做到这些，椅背必须完全正直，高度25厘米，椅面正方形。在椅子位置放一个长度足够的任何形式的量杆，保证能从相机里清晰地看到它。在拍摄正脸时，让量杆表面正对镜头的距离比椅背近19厘米，拍摄侧脸时比椅背中心近5厘米。用报纸在量杆上黏贴或固定一个28厘米长的纸条，然后前后挪动相机，直到镜头里纸条影像的长度刚好4厘米，这样就能得到身长七分之一的影像。要获得六分之一的影像，需要一张30厘米长的纸条，让它在取景框里的长度是5厘米。当相机与椅子的距离固定后，标出这些点可以随时替换……
要知道椅子上的人是否能拍出一张完美的正面照，可以指引他盯住相机，然后通过取景框，看头两侧的耳朵是否完全一致。要想获得完美的侧面照，可以在沿着椅子中心与镜头中心连线的平行位置挂一面镜子，然后调整座位上的人，直到头两侧的耳朵在镜子里完全一致，这时他的测量相对于相机就处在正确角度。镜子中心相对于地面的高度应该是四英尺，在中心上标出点，让椅子上的人盯住……
这套冗长细致的文字把人体测量学摄影的标准化尝试推展到精细。它在这样一本与人类学方法有关的手册中出现，本身就说明体质人类学的摄影创新是更广泛的人类学方法思考的一部分。当人类学越来越成长为独立的学科，人类学调查方法越来越系统，体质人类学摄影也越来越呈现标准化的趋势。十九世纪的人类学想要在更统一的数据收集中创立普遍的能够被检验的知识，具体到种族，它们想要概括全世界的种族类型。
四、种族类型与平均性的建构
二十世纪中期，进化生物学家迈尔（Ernst Mayr）指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体质人类学与后来的体质人类学有本质区别。后来的体质人类学转向“种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认为生命现象是独特的，不管是动植物还是人类，其内部都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个体，即使是同一个体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也经历变化。由于构成生命的特征是独特的，研究者只能在统计学意义上讨论共性，所谓群体特征只是个体特征中抽象出来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特征，如果两个群体的平均特征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区别，我们就说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种族”。但是这样两个种族在人口曲线上仍然存在重合，比如一个较高种族的最矮的个体要矮于一个较矮种族的最高的个体，这在绝大多数确定种族的特征中都适用。种族成员可以在某些性状上高于种群的平均值，但是在其他性状上低于种群的平均值，性状与性状之间是不同程度的独立关系。
这样，对任一种族来说，不管用来定义的特征有多少，在现实中都找不到在这些特征上全都符合种群平均值的个体。但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体质人类学想要寻找的恰恰是这样的个体，它们遵循“类型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后者在迈尔那里被关联于柏拉图对形式（form）的讨论。③柏拉图的“形式”大抵相当于“本质”（essence），它是事物成为其样子的原因。例如，没有“桌子”这种形式，世界上的所有桌子都不可能称之为“桌子”。形式是一个类别最纯粹的样子，一种最完美的表征，它是人脑用以识别和捕捉同类现象的基石。十九世纪的体质人类学想要在各个种族中提炼的正是这样一些能作为基石的特征，它们是每个种族的基本形式和标准，把一个种族与另一个种族分开。具备这些特征的个体构成了一个种族的典型代表和原型，其他所有个体都被认为在不同程度上偏离这个原型。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科学促进会成立人体测量学委员会，希望搞清大英帝国统治下的所有民族及分类，作为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他们对英国人种的来源首先进行分类。1878年，这个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影像工作小组，选取英伦三岛内部有代表性的地区拍摄。委员会从熟悉地方情况的牧师、医生和摄影爱好者中招募志愿者，后者从长期生活在当地且未与外界通婚的家庭中挑选有代表性的模特拍照，每个模特六到十张照片。除了要求是成年人，被摄者的父母和祖父母也需要生活在当地，拍摄者还需尽量追溯家谱以了解他们在这个地方传承了几代。拍摄者还需记录被摄者的发色和瞳色来弥补黑白照片的不足，并注明有哪些身体特征是最能代表当地人的特征。作为这个人体测量学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皮特-里弗斯参与主持了英国萨里郡的民兵测量。1878年，他代表人体测量学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摄影的意义在于通过照片，研究者能大致掌握一个地区的人群特点并挑选最有代表性的个体测量：
英国的不同地方确实可能存在人群容貌上的差异，但是这个问题上要获得可靠的统计数据却很难，因为我们没法在容貌特征之间建立所有人都认可的比较标准。一个人决定用这些面部特征概括一个地区的特点，另一个同样地方的人选择完全不同的标准。这就决定了不管是什么人群，唯一能获得可靠结果的方式是从各个地方尽量多地收集照片，并尽量按照人体测量学委员建议的方式描述它们。最后，人体测量学委员会根据这些收集来的照片决定人群的典型特征，但是这意味着收集海量的照片……
因此，正像丹曼的例子所显示的，寻找典型性的任务落在摄影师肩上，体质人类学需要熟悉情况的拍摄者招募他们眼中能代表地方形象的个体。但是这里的张力是，这些地方代理人只是为了减少研究者的负担，这也是为什么体质人类学实际上希望通过影像标准化淡化摄影者的作用，找到新的捕捉典型性的方法。当时的一个办法是把一系列大小相似的人像照片在透明纸张上描摹后叠加起来，这样在背光的情况下，观察者就能从纸面透射的影像中看到群体的共相。1877年，加尔顿在这个基础上发明了“合成肖像”（composite portrait），这是一种通过多次曝光在底片上制作群相的办法。在拍摄之前，拍摄者把目标人群的照片挂在背景板的挂钩上，每一张是其中一个成员。接下来，他在照片前放置一块挡板，挡板中央是一个长方形的缺口，通过联结长方形四边的中点，拍摄者用两条细绳在缺口中央栓出一个交叉的十字。每次拍摄时，这个十字在水平方向上的细绳穿过人眼的两个瞳孔，十字中心对准瞳孔间距的中心，取景框中央也对准这个中心。这样，在曝光的底片上，所有人像都固定于这个中心，它们的五官位置相对于这个中心有不同程度的偏差。通过把总体曝光时间除于需要曝光的照片数量来得到每张图片的曝光时间，摄影师可以用多重曝光让所有图像在底片上留下均等的痕迹。最终，颜色最深也是叠加最多的那个轮廓展示了群体的平均特征，它被认为是这个群体在理论上应具有的长相。
加尔顿明确提出“这个方法适合拍摄同一种族的很多个体，然后用它们合成人类种族的典型图像”。影像人类学关心的表征（representation）对事实（reality）的替代在这里有柏拉图式的呈现：柏拉图认为形式比承载该形式的事物更真实，后者体现形式在具体情境中的变化，反倒更像是形式投射的幻影。与此类似，加尔顿的合成肖像混淆了现实与表征的边界，用他的话讲，最终的影像是“想象中的人物”，但是“这些理想面孔有惊人的现实感，没有人在第一次看到它们时不觉得它们是活人”。更重要的是，合成影像抹去了生物界存在的种群内部差异在群体之间的交叉——“那些纯粹个人性的特征（在最终的照片中）几乎没有留下可以看到的痕迹”，这意味着真实存在的事实被倒转为可以抹去的表征。加尔顿甚至认为这些合成影像应该被用来拍摄个体，他在评价一张由三张照片合成的同一个人的面孔时说：“我敢保证这张照片很好地捕捉了三张照片的均相，它里面的特征没有哪个与它们的任何一个特征相同，但是都保有了与它们的相似”，这张照片被加尔顿用作文章的插图，但是在观察刻版师的复刻后，他说：“他的处理只能让合成物像原始照片中的一张”。加尔顿的意思是人的双眼和双手很难在最细致的程度上捕捉客体世界的差异，但是他马上又说：“如果考虑相似，摄影不如艺术家能画出的最好作品的地方就在于它只能捕捉一个表情。”换句话说，加尔顿认为相机在每个瞬间捕捉到的并不是真实，“所有合成照片看起来都好于原始照片，因为由众多人像加工出的均相免去了使每一张都看起来不好的不规律性”。表征对事实的置换产生了极为吊诡的后果：一方面，相机建构的虚幻的均相及其代表的种族类型是因为对现实世界的捕捉才看起来有事实做依据；另一方面，这个被建构出来的均相作为表征甚至让相机对客体世界的捕捉失去了其作为事实的地位。
五、体质人类学摄影的当代反思与启示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欧美学界就对体质人类学摄影展开深刻的批判。正像很多关于影像人类学的反思已经指出，“观看”始终潜藏着社会性和关系性的意涵。它关乎自我与他者的区辨，关乎世界意义的建构。个体之间的凝视可以表达欲望和纠缠，也可以是知识和权力的规训手段。在体质人类学摄影里，欧洲人类学家以相机为义眼，按照自己的视域调动起拍摄者与被摄者的视线，又通过照片把被摄者的视线带入西方观众的视野。在拍摄全身时，被摄者与相机保持距离，这让他的目光在最终的画面里只落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如果拍摄的是头部，被摄者有可能平视镜头，与观看者形成看似平等的互视关系。但是荷兰历史学家麦克（Geertje Mak）指出，体质人类学摄影从身体正面到侧面的移动，意味着观看者总是能够把有可能存在的对视颠转为单向的凝视。那个年代的种族影像有些被制成活页，可以按照使用者的意志在不同场合调整，这意味着具体的观看方式还是由观看者决定。不管怎样，被定格在相纸上的是被摄者的身体，他们最多只能看到相机背后的拍摄者的双眼，而不是更靠后的西方观看者和学者的身影。欧洲观看者和学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一种“看而不被看到”的状态，他们像资本主义和殖民体系一样把目光渗透到远方，被统治者无法参透这个体系的运作。
还有学者关注人体测量学摄影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调动被摄者的身体。历史学家塞恩（Satadru Sen）在翻看安达曼岛总督波特曼（Maurice Vidal Portman）拍摄当地人的档案后指出：“（安达曼人）有时会怒气冲冲，但是他们接受测量和记录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驯服，这显示了殖民者的胜利……一个人在被卡尺夹住时……必然被剥夺了进行有意义的反抗的能力，特别是这一刻又伴随着拍照。”这些证据回到了福柯的讨论，人体测量学摄影不但在表征关系上突出了人类学、西方观看者与被摄者的权力关系——谁能进行表征，谁被进行表征，表征如何置换现实。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操作中，表征与现实不是两个相互割裂的领域，表征是促成权力生产的实践环节之一。体质人类学摄影无疑像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的那样是“获取和控制被摄者的有效手段”，它不只是把非西方世界的身体当作知识分类系统的象征符号，把身体卷入权力与知识的共谋；与福柯所说的一样，它是把身体作为权力的直接作用对象，或者说，目光是在规训身体的过程中才生产出它所依托的权力。诸如人体测量学摄影这样的科学计划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世界生根的渠道之一，它证明了人类学与更大的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联。
这个十九世纪的影像收集过程自然也扩展到了中国，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就有按照兰普雷模式拍摄的清朝人的照片；很多学者也提到，体质人类学摄影影响了庄学本等民国摄影师的影像。但是到目前，国内影像人类学界在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时虽然注意到了体质人类学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学影像，把它当作影像人类学史的必不可少的构成，却很少对这个领域进行系统的论述。专业的影像人类学者或许可以从“局内人”的角度对这个现象有更好的解释，他们或许会强调十九世纪的进化论是错误的，后者对人类种族和文化的描述有可能把人类学带入种族主义的渊薮。但是欧美人类学不正是因为这些错误才把目光投向这个领域？不正是因为错误，我们才有必要了解这个领域的所有话语、实践和遗产？至少在本文作者看来，造成区隔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今天的影像人类学从属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对它们来说是过于遥远的学问。
但是，这篇文章应该能够证明，当种族、身体、档案、科学与技术研究（STS）和生物科技已经成为当代人类学的重要领域，即使是最纯粹的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者也能从体质人类学的变化和发展中发现有趣的话题。十九世纪的体质人类学摄影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相机刚刚出现的时代，学术界曾以极大的想象力探索这门新技术能够给人类学带来什么，并由此把影像人类学当作人类学知识和方法的前沿。中国的影像人类学者大多关注纪录片和电影，但是电影放映机在相机出现后的半个世纪才出现，它在人类学领域的应用要迟至二十世纪。相机和摄像机的使用在很多方面有着不同的逻辑，可以关联到不同的理论和知识。包括杨云鬯、德戈金夫、朱靖江、熊迅在内的影像人类学者已经开始讨论“摄影人类学”或“民族志摄影”，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抛砖引玉，推动国内学界对这个领域的关注。
〔来源：民族研究ENS〕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