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人类学视野下印尼农村妇女的志愿服务与关怀实践研究
龚浩群 许肖静
内容提要：基于对爪哇农村妇女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民族志研究，本文认为印尼农村妇女的志愿服务精神与“关怀”的价值理念息息相关。印尼农村妇女志愿者在关怀社区的过程中，逐渐由基层政府的协助者成长为社区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本文认为关怀实践具有三个方面的公共价值：其一，“关怀”理念为妇女的公共参与提供了合理路径；其二，妇女志愿者的关怀实践促成了妇女社群主体的形成；其三，关怀实践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之间创造了多种连接方式，这种连接为当地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印尼 农村妇女 志愿服务 关怀 伦理人类学
1998年印尼走向了民主化改革之路，印尼政府颁布多项法律和政策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的民主化，支持人们在社区发展目标下进行社会参与和经济活动管理，为农村女性的社会参与提供了空间。当代印尼的性别民主化不仅体现在女性在政治制度中参与指标的上升，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公共意识的觉醒和公共参与的自觉。本文以2017年12月至2018年8月在爪哇岛中部K村开展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试图展示当地妇女志愿者如何为社区福利事业服务，并在参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发展出具有良好的沟通、组织和管理能力的社群主体。本文将采取伦理人类学的视角，围绕“关怀”伦理展开对印尼农村妇女志愿者公共参与的路径分析，并尝试论证关怀实践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一、关怀伦理与印尼的性别政治
本文的文献回顾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本文从关怀伦理学这一理论视角入手，来看关怀实践与公共参与之间的关系。其次，本文将回顾印尼农村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状况的历史变迁：在不同时期，印尼农村女性的公共参与受到了殖民主义、国家权力和宗教观念的影响；进入民主化时期以来，既有研究主要围绕印尼女性政治参与的现状和策略展开。
（一）关怀伦理和公共参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吉利根（Carol 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提出的“关怀伦理”颠覆了传统上对于女性道德地位的看法。关怀伦理学者认为基于关系和责任的关怀伦理是对重视准则和权利的公正伦理的补充和挑战，是与其他道德理论不可通约的重要理论。关怀伦理学者指出主流的公正政治伦理是基于“原子式自我”的预设，忽视了个体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分离对抗式的。而关怀政治伦理建立在个体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将关怀确立为社会普遍的道德责任和基本的政治原则。
学者们从以下角度展开对于关怀政治伦理理论的构建。首先，以特龙托（Joan C. Tronto）为代表的学者从社会政策的制定出发，认为应该将关怀作为一个普遍的价值观念加以考虑，并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在包容性民主中进行关怀实践。其次，赛文慧杰森（Selma Sevenhuijsen）提出将关怀伦理融入公民身份概念，从而丰富公民身份的内涵，同时也将关怀“去浪漫化”，使人们更加关注它的政治价值。第三，以赫尔德（Virginia Held）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关怀是社区中团结意识和归属感形成的必要因素，以此来论证将关怀伦理运用到社会中的必要性。总之，伦理学者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探讨伦理学意义上的关怀道德品质，她们通过对“关怀者”的社会角色和生活经验的分析探究关怀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意义，以挖掘关怀的政治功能与政治价值。
近年来，医学人类学研究特别关注到关怀实践在塑造社会主体中的积极作用。美国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基于对患病妻子十年的照料，认为照护是灵魂层面的工作，既包括照护者的灵魂，也包括被照护者的灵魂。这里说的“灵魂”，其实就是道德主体，不是二元论之下与身体相对的灵魂，而是包含了躯体化的、在社会环境中以道德经验建构起来的自我。凯博文强调关怀他人在生成和维持社会人（social persons）方面的深远影响，即人们在关怀关系之中被赋予的社会资格、角色或者地位。
与此同时，医学人类学还强调关怀实践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例如凯博文指出“照护就是对紊乱状况的一种切实回应，它是爱、恢复和服务的实践意识，当地方性道德世界发生断裂时，它有助于恢复秩序”。荷兰学者安玛莉·摩尔（Annemarie Mol）基于对糖尿病患者治疗过程的民族志研究，认为源自理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自主选择”理念不适用对于病人的照护，因为“选择的逻辑”（the logic of choice）暗含的反面是，当出现问题过后，病人就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与“选择的逻辑”相对应，“照护的逻辑”（the logic of care）将“善”置于行动价值的中心。摩尔认为“照护的逻辑”的关键并非价值判断，而是实际的行动，并且在行动中不断地“修补”，以带来更好的身体和生活。摩尔认为照护实践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和制度背景中的，它始终是一项集体成就，通过“实践性的修修补补”（practical tinkering）和“积极实验”（active experimentation），让不同的善在给定的、独特的、地方性的实践中协商共存。借鉴关怀伦理学者的观点，凯博文和摩尔的研究揭示了在面对疾病、衰老等生活的不确定性时，关怀实践对于地方性道德世界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总之，关怀作为一种希望政治，具有积极的道德和政治意义。关怀实践不仅在塑造个体方面具有作用，也在社群主体的形成方面同样具有影响。本文将在相关理论讨论的基础上，展开对于印尼乡村妇女志愿者关怀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并试图探讨关怀实践的公共价值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实现的。
（二）印尼农村女性公共参与的历史变迁
近现代以来，印尼农村女性的公共参与受到了殖民主义、国家权力和宗教观念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这一历史变迁过程的梳理构成了本研究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
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殖民化是一个缓慢、渐进的政治扩张过程。荷兰人于16世纪末踏入印度尼西亚群岛，荷属东印度群岛公司（1602-1799）对干预爪哇岛的本土政治产生兴趣，以增强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力。荷属东印度公司破产之后，荷属东印度政府取而代之。荷兰殖民政府体制是二元制，包括荷兰等级制度和本土等级制度。本土等级结构的顶层由爪哇贵族组成，充当爪哇农民和欧洲公务员之间的中介。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殖民地官僚队伍与当地行政官员的队伍膨胀，爪哇贵族的范畴扩大，不仅包括宫廷贵族，而且包括国家行政部门雇佣的爪哇人，贵族阶级的妇女一般不被允许外出工作。针对爪哇农村妇女，殖民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并不禁止女性在茶厂、糖厂、咖啡厂等场所工作。殖民政府这种分而治之的理念从侧面反映了印尼农村女性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参与。
1945年印尼独立后，政府不仅强调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对于家庭的责任，也提倡她们参与政治生活。印尼妇女运动组织是印尼独立初期最具有影响力的妇女组织之一，其性别立场是将女性作为母亲的本质主义建构与她们作为工人和公民的责任相融合。20 世纪 50 年代，印尼妇女运动组织关注妇女的权益问题，为支持农村地区的女性就业，该组织在印尼农村地区建立了托儿所、幼儿园、扫盲班以及干部班。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印尼妇女运动组织与印尼共产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倡母亲们应该对孩子进行革命信念教育，参加反新帝国主义武装斗争的演习和其他准备活动。
到了新秩序时期（1965-1998），专制政府认定印尼妇女运动组织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粉碎，并将所有妇女组织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政府致力于以家庭为基础的发展，创造了一种霸权性的性别意识形态——“母性主义”（Ibuism），即“鼓励女性照顾她的家庭、团体、阶级、公司或国家的行为，而不需要以权力和威望作为回报”，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国家机构和培训项目积极传播。在印尼农村地区，新秩序政府建立起家庭福利指导组织（Pembinaan Kesejahteraan Keluarga，缩写为PKK），初衷是让妇女参与家庭和社区建设。该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是女性，由相关部门或机构负责人的妻子以及村长的妻子负责活动和预算。但是，学者们认为该组织只是宣传政府政策的工具，并未充分发挥农村妇女的主体性。首先，村长的妻子通过婚姻获得在PKK的职位，她们的职位和领导力是被赋予的，与个人成就无关；其次，虽然PKK提到女性应该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但是女性的参与更多是强制性的，农村妇女被认为是新秩序政权实施发展计划的工具，并未成为真正的行动主体。
随着1998年新秩序政府的垮台，印尼进入了民主化改革时期。妇女权利成为印尼民主进程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也成为了印尼女性团体和伊斯兰团体争论的焦点。尽管双方对妇女解放标准有不同意见，但在维护妇女权利上有较多一致立场：积极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维护妇女就业权利，关注印尼海外女佣的遭遇；推动女性配额制，扩大女性政治参与；主张一夫一妻制，限制一夫多妻制；进行性别平等宣传，提高民众的性别平等意识，保持高度的性别敏感，对歧视女性的言行坚决抵制和批判等的言行坚决抵制和批判等。印尼的伊斯兰女性主义者还试图重新解释有关妇女角色和权利的伊斯兰教义，使伊斯兰教成为了社会性别变革的力量。总之，当代印尼女性权利的获得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各个利益群体围绕妇女权利的斗争，推动了印尼社会在立法和政策的制定、实施、检测和评估过程中加入性别的视角，提升了印尼女性的社会地位。
已有研究较为关注印尼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状况。例如，萨法·玛尔瓦（Sofa Marwah）注意到爪哇南部沿海的农村女性积极参与赋权计划，并担任管理者、发起者、参与者和受益者，同时也参与到渔业、旅游和环境保护团体的管理中。隆吉娜·诺瓦多纳·巴约（Longgina Novadona Bayo）对2019年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Nusa Tenggara Timur）议会选举中当选女性的背景和选举经历进行研究，指出女性候选人长期坚持参加选举，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是她们成功当选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妇女自身的能动性在提高女性的政治参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殖民主义、国家权力和宗教观念等外部力量赋予或强加给女性的社会角色，对女性的公共参与的社会性别特点、主体性和实践过程关注不够。本文主要以印尼爪哇地区K村老年家庭建设团体的妇女志愿者为田野调查对象，围绕“关怀”这一核心概念展开对当地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和路径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作为关系伦理的关怀实践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二、走进K村妇女志愿者团体
（一）田野点基本情况
印尼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村庄构成了印尼近现代基层秩序的基础单位，是理解印尼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切入点。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在日惹特区的K村展开。日惹特区位于爪哇岛中南部的沿海地区，是历史和文化名城，被誉为“爪哇的灵魂”。笔者所调查的K 村是一个自然村，从属于行政村广水村。行政村（desa）是印尼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自民主化改革以来，行政村逐渐在发展规划的实施和评估、财务管理和社区服务等方面获得自治权。广水村因三条河流汇集于此、拥有充足的灌溉网络而得名，主要的粮食作物为水稻和玉米，经济作物为花生、四季豆等。广水村下辖包括K村在内的14个自然村，人口为13246人（2017年），95%的人口为穆斯林。其中，K村人口为1463人，包括323户家庭，70%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种植水稻。K村的家庭形式基本上为核心家庭，少数已婚夫妇因为房子、工作或者照顾孩子等需要仍然与父母居住在一起。为了便于管理和传达信息，K村的家庭被划分为3个公民协会和8个邻里小组，平均每个邻里小组包括 40 户人家，而每个公民协会包括 3个邻里小组。邻里小组是村落公共生活中常用的组织单位，例如邻里小组每个月会定期举办邻里会议，以传达政府消息、开展循环储蓄信贷等活动，人们还以邻里小组为单位组织探望病人、清洁村庄、维护村庄安全等活动。
K村村民大多属于穆罕默迪亚组织（Muhammadiyah），该组织是印尼穆斯林“现代主义”或“改革派”的代表。当代印尼穆斯林的思潮大致可分“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主义”追随当地宗教领袖和伊斯兰学校教师的教导，容忍不与伊斯兰教义相冲突的地方文化。“传统主义”信仰的代表是印尼最大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简写为NU）。而“现代主义”信仰者在严守正统神学的同时拥抱现代学习方式。“现代主义”的代表是印尼第二大伊斯兰组织穆罕默迪亚，该组织于1912年创立于日惹，致力于宗教、教育、卫生等社会领域的现代化，在印尼建立了很多以该组织命名的学校、孤儿院和医院等。另外，出于对于女性发展和女性赋权的关注，穆罕默迪亚组织于1917年成立了妇女组织阿伊莎（Aisyiyah），努力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在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经济赋权和社区赋权方面积极开展活动，提倡妇女不仅在家庭领域中进行活动，也要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并履行宣教的义务。穆罕默迪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K村妇女志愿者的公共观念，为她们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提供了价值支持。
（二）K村老年家庭建设团体
低生育率和向城市中心的人口迁移正在印尼创造所谓的“老龄化地区”。2010年日惹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3.0%，成为印尼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地区之一，这对印尼农村地区以家庭为基础的老年人护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印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倡组建老年家庭建设团体（Bina Keluarga Lansia, 缩写为BKL），其目标是使老年人在身体、情感、精神、智力、社交、职业和环境方面都获得赋权。日惹政府从2012年开始在各个农村社区推广老年家庭建设团体，并以此来促进参与式发展。
K村老年家庭建设团体自2012年9月开始组织活动，并曾在2015年日惹市的相关评选中获得好评。2017年K村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27人，围绕老年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K村老年家庭建设团体开展包括每月体检、周日体操、周日早市、做手工、健康行走等活动。活动的设计、组织和开展都离不开妇女志愿者的辛勤付出。
该团体的妇女志愿者包括6位核心成员和各邻里小组组长的妻子和秘书，共有20多位成员。她们基本上是家庭主妇，年龄在30-5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多为初中或者高中。主席由60岁的苏蒂担任，她退休之前是小学老师；45岁的西蒂是该团体的副主席。伊音，45岁，是该团体的秘书。瓦蒂和亚妮负责活动预算。瓦蒂，45岁，坚持每周一和周四斋戒，在念诵《古兰经》方面很出色。亚妮，33岁，毕业于日惹国立大学的印尼语专业，她性格活泼开朗，和丈夫开了一家承接印刷条幅、订做制服和纪念品的店面。亚妮夫妇为老年家庭建设团体提供了许多后勤服务，例如团体制服的订做、户外活动时物资的运输等。而艾妮作为村长妻子，被认为理应参与到老年家庭建设团体的事务中。除了核心成员，各邻里小组组长的妻子和秘书也是团体的管理者，参加每月的老年家庭建设团体管理者会议。这一团体的妇女志愿者同时也在PKK组织和邻里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妇女志愿者来说，她不仅要负责家务劳动和孩子的教育，还需要参与村里的《古兰经》诵读、PKK会议或邻里会议等活动。PKK会议和邻里会议都是每月一次，以传达政府通知为目的，各邻里小组组长的妻子需要参加PKK会议，然后将会议内容通过邻里会议传达到每个家庭。除此之外，妇女志愿者核心成员还需要负责团体活动的设计、通知和准备等工作。在我看来，她们总是很忙碌。虽然她们的孩子偶尔会抱怨妈妈“经常不在家”，但是她们为公共事务服务的热情和坚持仍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例如伊音的丈夫会帮助大家处理文档、亚妮的丈夫会帮助妇女志愿者打印文件等。妇女志愿者为K村老年建设团体开展的各项活动不仅得到了村里老年人的肯定，也得到了其他村民的赞赏，大家认为村庄里的活动越来越多，K村比以往更有活力。
三、妇女志愿者的关怀实践与公共生活
基于对K村妇女志愿者参与活动的类型以及妇女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分析，本研究将她们的社会参与总结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首先，“关怀者”的角色期待为妇女志愿者的社会参与提供了合法性，成为基层政府在社区福利事务中的协助者是她们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起点。在为社区谋福利、关怀社区老人的过程中，妇女志愿者逐渐形成具有内部凝聚力、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的社群主体。最后，妇女志愿者团体对社区的关怀超越了社会福利事务，她们开始积极迈向更广泛的公共参与，成长社区发展事务的重要组织者。
安德鲁·比蒂（Andrew Beatty）认为爪哇人高度重视“替他人着想的能力”，会替他人着想才意味着“成为了爪哇人”。在田野中，笔者不止一次听到妇女强调关怀他人的重要性，“对于爪哇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关心他人，与他人和谐相处”。在印尼语中，menjaga和peduli都表示关怀，前者倾向于照顾，后者更倾向于关心。其中，Peduli成为印尼公共生活中频繁出现的词汇之一。从1998年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关爱母亲之声”（Suara Ibu Peduli，简写为SIP）的示威运动、到全国社区赋权计划的海报和志愿者制服上的“我们关心”（Kita Peduli）再到近年来印尼各个政党宣传口号中频繁出现的peduli，关怀已经成为印尼社会倡导的价值观之一。
在印尼乡村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关怀”理念体现在她们在家庭、邻里和社区的社会关系实践之中。笔者作为女性，在长时段的参与观察中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因“关怀”而逐渐递进。最初，笔者在集会中因特意为患有高血糖的老年人准备白开水而非含糖饮料而被称赞为能够为他人着想；之后笔者逐渐被妇女志愿者接纳，成为了团体的一员；在田野调查后期，笔者和妇女志愿者一起准备项目申请书、在政府部门之间奔波，并为申请结果感到欢欣鼓舞。在整个过程中，笔者感受到作为个体的关怀者角色与社群主体和社区建设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社区福利事务中的关怀者角色
K村的妇女志愿者最初主要是作为基层政府的协助者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妇女在社区福利事务中的参与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与社会和政府对于她们作为“关怀者”的角色期待紧密相关。在K村，相对于男性在经济上支持家庭，女性对于家庭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家庭成员的照料和情感上的关怀。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作为妻子、母亲还是儿媳，一位好的爪哇女性都应该懂得关怀家庭成员，包括对丈夫的关心、对儿女的教导和对老人的陪伴。
基层政府认为社区是家庭的延伸，妇女应该作为“关怀者”协助基层政府开展社区福利事务，K村妇女志愿者参与综合家庭保健站建设和PKK组织的活动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1986年，为了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印尼政府在全国农村社区推广“综合家庭保健站”，日惹地区成为最早建立“家庭综合保健站”的地区之一。家庭综合保健站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乡社区卫生中心为村民提供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免疫接种、改善营养、治疗腹泻和提供基本药物等服务。此外，在民主改革时期，PKK仍作为印尼官方妇女组织发挥着作用。2000年第25号法令将“家庭福利指导组织”更名为“家庭赋权和福利运动”（Pemberdayaan dan Kesejahteraan Keluarga，缩写仍为PKK），其结构组织和内容仍延续了苏哈托时期的传统。例如，县长/乡长/村长的妻子自然而然成为各级PKK的负责人，PKK组织最经典的活动是“厨艺比赛”等。在K村，妇女志愿者参加每月的PKK会议和邻里会议，她们将具体安排幼儿和老年人体检的时间和地点，提醒轮流负责的邻里小组准备食物。总之，妇女志愿者是社区福利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作为“关怀者”的角色期待为妇女志愿者的社会参与提供了合理路径，成为基层政府社区福利事务的协助者是她们公共参与的重要起点。以老年人体检为例，妇女志愿者主要协助基层政府和宗教组织在社区内部开展体检活动。
K 村的老年人体检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基层政府的医护人员为老年人提供的每月体检；另一种是由穆罕默迪亚组织资助的医护团队每三个月为老年人提供的体检。从2012年开始， B乡社区卫生中心的医护人员每月27号为K村的老年人做体检。除此之外，成立于2002年、由穆罕默迪亚协会资助的医护团队“流动健康中心”每三个月在清真寺为老年人做体检，该体检的流程和每月体检相似，均为称体重、量血压、医生问诊、护士拿药。“流动健康中心”提供免费咨询和免费药物，且在体检前会科普一些健康常识，因此在老年人中很受欢迎。在体检活动中，妇女志愿者负责体检通知、现场的布置、食物的提供、现场秩序的维持等。除此之外，妇女志愿者还为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提供接送服务。基层政府提供的每月体检结束之后，妇女志愿者需要记录两类数据：一类是老人们的血压、体重还有血糖的数据，另一类则有关病情、医生的诊断和药方。这些记录她们每个月都会上交到乡社区卫生中心。除了体检活动，基层政府也会在节日举办早操和健康行走活动，妇女志愿者在活动中主要负责沟通联络、准备食物、维持秩序等工作。
在为社区老人开展的各种关怀活动中总是能看到K村妇女志愿者的身影。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妇女志愿者仅仅只是在延续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关怀者角色。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将展示关怀实践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它提高了当地妇女公共参与的意识，促使她们形成社群主体并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
（二）关怀实践与社群主体的形成
K村妇女志愿者在关怀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内在凝聚力和行动力的社群主体。妇女志愿者社群主体的生成和中国学者基于国内妇女发展项目经验所探索出的培育“社群主体”的路径类似——从日常生活的需求出发，培育具有社群感的妇女团体，逐步转化成自组织，实现妇女由个人主体到社群主体的转变，改善社区关系，从而迈向更大的社会目标。笔者将从基层政府对于社区的赋权、妇女志愿者的能动性、妇女团体的形成和互动三个方面论述妇女志愿者社群主体的形成过程。
自民主化改革以来，印尼基层政府的社区赋权政策为妇女志愿者社群主体的形成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在印尼民主化改革之前，村庄被定位为边缘的政治对象，或是“中央政府的微型复制品，执行上级确定的法令和政策”，农村女性只是被动参与到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印尼民主化改革以来，基层政府不断地赋予村庄以自主权，并鼓励参与式的发展形式。印尼政府通过颁布多条法律规定村庄在选举、村务治理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自主权，并支持人们在社区发展目标下进行社会参与和经济活动管理等。2001年印尼政府施行的权力下放政策使得地方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有了更大的自主权；2004年关于地区政府的第32号法律规定了村庄作为自治机构的地位；2014年关于村庄的第6号法律的出台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将实施权、村级预算的计划和评估权移交给村级自治机构，规范实施村庄自治的程序，加强了民主和参与性的村庄治理。针对老年家庭团体的建设，基层政府为老年人提供了体检、早操等活动框架，但同时给予各个社会团体以自主权，他们可以根据村庄具体情况和需求来设计和组织活动。民主化改革带来的村落治理方式的转变为妇女志愿者的公共参与提供了机遇。
妇女志愿者的能动性是妇女志愿者形成社群主体的关键因素。妇女志愿者不仅仅是按部就班地做好例行工作，她们还对于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社区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目标。南妮在一次例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我有一个梦想：希望给老年人和孩子一个健康的环境。现在针对老年人的活动有很多，但是还缺乏能让老年人真正参与的活动；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帮助孩子更好地成长，这是我关心的两个方面。我希望建造这样一个社区：每个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希望社区可以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并不只是经济上的发展。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我希望和大家一起一步一步地实现它。”
南妮是老年家庭建设团体的重要支持者，她不仅为活动的开展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还为团体活动献言献策。她的发言体现了妇女志愿者们对于理想社区生活的描绘和希冀，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关怀也拓展成对整个社区发展的关注，并展现了妇女志愿者之间的信任和基于共同理念的有机联结。
妇女志愿者团体内部的密切互动以及团体成员之间共享的意义系统、情感归属和价值认同是妇女社群主体形成的标志。老年家庭建设团体的核心成员组成了妇女志愿者团体，她们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发展出了较强的情感关联和支持纽带。对于K村妇女团体而言，这种情感包涵了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工作价值的认同感和相互之间的友谊。首先，妇女志愿者对社区发展的关注、长时间从事关怀老人的志愿服务、对于K村老年家庭建设团体获奖的自豪等等，都体现了她们对于K村的归属感。其次，从日常生活出发的社会参与带来了新的价值认同，增进了妇女志愿者的自信自尊，提升了她们的个人满足感和对自我的良好认知等。正如瓦蒂所说：“虽然这份工作没有工资，每天也很忙，事情很多，从中得到的是比金钱更加珍贵的东西：健康、快乐还有成就感。”最后，妇女志愿者之间的友谊是对繁忙和辛苦社区工作的慰藉，成为她们持续参与社区服务的动力之一。当被问到这份工作是否辛苦时，艾妮回答道：“如果有很多朋友一起的话，那么就不会累了”。
总之，基于长期的志愿工作和互动，K村老年家庭建设团体的核心成员形成了活跃的妇女志愿者社群，她们以服务老年人和促进社区发展为目标，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成为社区生活中可见度很高的公民团体。
（三）关怀实践与社区共同体建设
妇女志愿者社群主体的形成推动妇女志愿者迈向了更广泛的公共参与，为妇女志愿者和社会的连接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笔者认为“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妇女志愿者在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增强，逐渐由协助者成长为组织者；另一方面，妇女志愿者公共参与的范围日益扩大，成为社区发展的推动者。
K村妇女志愿者不仅作为协助者参与到基层政府围绕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所开展的活动中，她们还根据村里老年人的特点和需求设计和组织活动，以提高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和社会参与。妇女志愿者认为不仅需要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要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健康。在此观念的指导下，妇女志愿者为K村老年人提供了唱歌、舞蹈、学手工和周日早市等活动。例如，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妇女志愿者邀请到大学老师教授水培蔬菜种植的方法，邀请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为大家讲解如何利用咖啡袋和编织绳等做杯垫、礼拜垫和手工包等。这些蔬菜和手工制品可以售卖，不少老人以此来补贴家用。
除此之外，“周日早市”活动的创办和组织更能体现妇女志愿者在社区发展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周日早市”的设计和组织均由妇女志愿者负责，活动的形式在开展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周日早市”主要售卖炒面、炸木薯、布丁等食物，每种食物由参与的老年人和妇女志愿者自己制作和定价，从瓦蒂那里领取成本经费，所获收入作为团体的活动经费。活动进行一周后，为了避免浪费和供不应求的情况，妇女志愿者建议村民通过聊天软件来预定食品，菜单和价目表也通过线上来发布。南妮总结早市活动的开展初衷：“这个活动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来自我们，为了我们。一方面，老年人通过参加这个活动可以证明自己是可以自食其力的，也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另一方面，这个活动也可以增加团体的活动经费，日后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服务。”通过售卖和购买食物，该活动提高了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度，促进了积极老龄化。例如，因为做的食物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喜欢，笔者的房东尼恩阿姨很有成就感，她认为这个活动的目的是社交，因此将自己的食物定价低于市场价，以吸引大家的购买。“周日早市”活动进行了三个月，为团体带来了近10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500元）的收入，之后该收入被作为村里老年人参加“全国老年日”活动的经费。这一事例表明妇女志愿者能够根据村庄条件来策划和组织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加强了社区成员的归属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K村妇女志愿者成立了名为“最美旋律”的艺术活动组织。为了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日惹政府为传统艺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多项资金支持。“最美旋律”组织的成员架构和老年家庭建设组织相同，它成立的初衷是为了申请2018年日惹社会事务部资助社区传统文化建设的资金。妇女志愿者们认为全球化和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张力，必须发扬传统文化的影响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变化，具有道德和伦理文化价值的生活被西方文化所侵蚀。这种情况激发了社区通过手鼓及其他艺术活动的开展来保存和传承文化。”该资金的申请条件要求组织达到一定规模且在运行方面比较成熟。妇女志愿者决定从价格相对低廉的手鼓入手，邀请手鼓老师来村里授课，不久后便在清真寺进行了表演。在村民和乡政府的帮助下，妇女志愿者成功申请到项目资金，然后使用该资金购入了乐器安格隆。之后，该组织吸引了更多村民的加入，开启了更多艺术活动的学习和表演活动。2018年10月，“最美旋律”艺术小组作为表演嘉宾参加了日惹市举办的“地方智慧计划”活动，妇女们身着白色的蜡染制服演奏安格隆，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妇女们表演的照片和视频在村民的社交账号中流传，极大地提升了村民们的社区认同感。
K村妇女志愿者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还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男性胜于女性”的基层政治观念，为女性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可能性。45岁的伊音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也是妇女志愿者团体的主要成员之一。村民们一致认为伊音的性格很好，不急不躁，很有主见，是妇女志愿者团体的“右手”（做决定的人），并且认为她如果参加村长竞选的话有很大可能性胜出，因为她长期参与社区事务，可以凝聚人心。伊音本人也有参政意愿，曾想参加2015年的村长竞选，但由于班邦（现任村长）的大伯当时帮助班邦贿选，直接命令有亲戚关系的伊音不得参与竞选。班邦的大伯已经70岁了，伊音将其看做长辈。因为爪哇社会强调对于长辈的尊重，所以伊音最后放弃了竞选。伊音虽然未能参选村长，但是她在社区事务中的长期坚持提升了自身的能力和影响力，为未来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可以看到，K村妇女志愿者已经成长为社区发展事务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在社区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具备了迈向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参与的潜力。
四、结论与讨论：关怀伦理的公共价值
本文通过对印尼农村妇女志愿服务的民族志研究来理解当代印尼的社会转型。本研究将K村妇女志愿者公共参与的路径总结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首先，妇女志愿者作为基层政府福利事务的协助者参与到公共生活中，为老人提供关怀和志愿服务成为她们介入公共事务的起点。其次，基层政府对于社区的赋权、妇女志愿者的积极参与和妇女志愿者团体的凝聚力是妇女志愿者社群主体形成的重要因素，持续性的关怀实践增强了团体成员之间的情感连接，推动她们成为共享意义系统、具有情感归属和价值认同的社群主体。最后，在社群主体形成的基础上，妇女志愿者逐步由社区活动的协助者成长为组织者，以促进社区整体发展为目标，迈向了更广泛的公共参与。以妇女志愿者为主体的公共参与，不仅体现了她们作为公民对于社区的关怀和责任感，也展现了她们在活动组织、管理和协作方面的能力和进步空间。可以预见，妇女志愿者长期坚持的关怀实践可能成为妇女在基层政治参与中的优势之一，有助于改善妇女在基层政治参与中的弱势地位。
本文还试图论述关怀伦理的社会和政治意义。K村妇女志愿者公共参与的路径展示了作为个人美德的关怀实践向对现实世界中问题的处理方式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关系性实践的关怀通过连接个人和公共领域，对个体和社会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影响。首先，从个体层面来看，妇女志愿者以“关怀者”的身份参与到社区事务中，符合社会和政府对于女性社会角色的期待，而妇女志愿者在公共参与过程中逐渐成为自觉、自主和自立的参与主体，逐渐超越与社会福利紧密相关的社会事务，体现了她们对国家和社会性别观念的积极协商。从社会层面来看，一方面，妇女们将“关怀”的价值即对老年人的共情、对于需求的回应等运用在社区活动设计和组织中，提高了社会信任、社会团结和对社区的归属感，推动社区成为一个道德共同体；另一方面，妇女在公共生活中开展的关怀实践影响了人们对于妇女身份和形象的认识，对于当地性别意识观念的转变和女性的基层政治参与具有积极影响。总之，关怀实践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之间创造了多种连接方式，这种连接为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人类社会中关怀实践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关怀实践的方式和支撑这些实践的道德框架及文化背景是特定的，因此，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文化网络和社会语境中理解关怀实践的具体实现路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关怀实践具有生成性和创造性，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行动策略和选择，也具有广泛的公共价值，是形成和维系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来源：世界民族〕
原文发表于《世界民族》2025年第1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