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1日晚，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南强群学讲坛”第169讲在厦门大学海韵园行政楼A栋103举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应星应邀作题为“历史在重塑中国社会学研究格局中的重要性”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我院胡荣教授主持，院长邓燕华教授、张亚辉教授、邓玥馨助理教授参与对谈。

讲座伊始，应星教授对当前社会学研究格局进行系统反思。他指出，“理论—方法—经验”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支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在理论建构、方法训练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历史在其中的位置仍较为边缘。许多研究或将历史作为模糊背景，或将其作为零散例证，即便在比较历史分析中，也可能存在史料处理较粗疏的问题。因此，历史视野尚未真正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结构。

围绕历史社会学的学科边界，应星教授指出，当前跨学科研究不断兴起，但不少仍停留于“交叉交界”，尚未实现真正“交融”。社会学容易将历史理解为外部背景，而非解释社会现象生成逻辑的关键维度。对此，他引用陈寅恪“查其渊源，观其流变”的治学理念，强调社会学研究不能只关注当下现象与表层变化，更应追溯社会现象的历史生成过程。

在此基础上，应星教授结合费孝通晚年关于拓展社会学研究边界的思考，提出社会学拓展应包含“横断”与“纵深”两个方向。“横断”是指社会学不应回避国家、政党、革命、市场、法律等核心议题，而应形成独特问题意识；“纵深”则是指将历史维度引入具体研究，通过追溯制度、观念和行动方式的形成过程，深化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他主张将既有“理论—方法—经验”的三角支架拓展为“理论—方法—经验—历史”的四维格局，使历史成为社会学知识生产中独立而关键的维度。

围绕“传统与新传统”，应星教授重点阐释了革命传统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理解中国社会既要重视儒家传统等长时段文化资源，也要关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文化、组织方式和制度实践。革命传统作为一种“新传统”，对当代中国的人际关系、社区治理、组织形态和政治运行具有深刻影响。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等研究为例，他谈到，上访民众与基层官员虽处于不同位置，却在政治表达方式和治理逻辑上共享某种政治文化。理解这一现象，仅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经验出发并不充分，还需追溯至毛泽东时代乃至苏区时期的历史脉络。

随后，应星教授围绕军事组织、运动式治理、行政发包制、单位制等议题展开分析。他指出，中国革命依托长期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军事组织不仅承担作战功能，也成为国家组织和政党组织的重要依托。理解从革命政党到执政政党的转型、运动式治理的形成，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放”与“收”，都需要回到革命时期的组织经验之中。他认为，“运动式治理”的深层来源，可追溯至战争时期以军事为基础的集中动员方式；“行政发包制”除可从传统制度中寻找根源外，也应关注革命时期军事发包制所体现的权力下放、任务承包和责任承担机制；“单位制”的形成则与延安时期供给制及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工业、城市和组织管理经验密切相关。这些案例说明，许多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和组织运行现象，不能仅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安排中解释，而应置于更长历史链条中考察。

应星教授还提出“革命地理学”的思考，强调历史不仅是时间概念，也包含区域、地点和地方文化等空间维度。不同区域文化传统塑造了不同的革命气质与组织风格。社会学研究需要区域概念和比较眼光，不能停留于“以小见小”而应将个案置于宏观历史、区域文化和制度变迁中理解。

关于研究路径，应星教授特别强调，社会学者进入历史领域需要同时具备“眼光”与“耐心”。“眼光”意味着能够从现实经验中发现历史脉络，从局部材料中把握重大问题；“耐心”则要求研究者面对复杂史料进行长期、细致的整理、辨析和比较。历史研究不能停留于零散引用，而应通过系统材料追溯概念、制度和实践的形成过程。

交流环节，与会师生围绕历史目的论、历史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家庭研究中的历史维度、AI时代对社会学和历史研究的挑战、中西历史社会学路径差异等问题展开讨论。应星教授回应指出，革命传统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家庭研究同样可以引入历史维度，但需要对标经典、拓展视野；AI难以替代原创性问题意识，研究者更应依靠扎实训练和原创能力应对挑战。

本场讲座系统阐释了历史视野在重塑中国社会学研究格局中的重要意义，加深了师生对历史社会学、革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研究方法的理解。

撰稿：陈杉杉

摄影：陈杉杉

编辑：胡荣

审定：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