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6日晚，厦门大学人文社科至善大讲坛第180讲于海韵园行政楼A栋103室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主编视角: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变化与《当代中国》双月刊发表”，由《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主编赵穗生教授主讲。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院长刘子曦教授担任讲座主持人，社会与人类学院张奕助理教授、洪其绿助理教授等师生参与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

讲座伊始，赵穗生教授谈起1992年创办《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杂志的缘起，当时，美国虽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学者队伍和众多东亚研究中心，却缺乏一本综合性的、跨学科的当代中国研究学术期刊，出于填补这一空白的想法，催生了《当代中国》的诞生。《当代中国》创刊初期为每年3期，2001年改为季刊，2008年增至每年5期，2012年起每年出版6期，成为英语世界唯一一本双月刊的中国研究期刊。根据2024年6月发布的JCR数据，《当代中国》的影响因子达到2.4，在182种区域研究期刊中排名第7，连续多年位列Q1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赵教授将《当代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有意识地搭建了三座桥梁：第一座桥梁是传统汉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桥梁。传统汉学侧重中国历史、语言、文化，强调“中国性”范式；而现代社会科学则注重行为科学、量化模型、田野调查和理论比较。《当代中国》在注重方法多样性的同时，也重新重视案例研究和讲好中国故事。第二座桥梁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桥梁。美国主流学界曾长期轻视政策研究，认为象牙塔研究高于政策分析。但赵教授认为，当代中国研究不能脱离现实挑战，因此期刊鼓励发表与当前中国发展中的政策议题相关的文章。第三座桥梁是西方研究与非西方（尤其是中国本土）研究之间的桥梁。198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学者群体相对封闭，随着越来越多华人学者在西方接受训练并进入学术界，以及国内培养的学者日益成熟，《当代中国》积极为不同背景的学者提供对话平台。

赵教授将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第一阶段（1950-1960年代）：传统汉学主导。 代表人物有费正清、白鲁恂等，他们多出生在中国，中文流利，深谙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范式强调从历史和文化出发理解中国。但由于无法进入中国做田野调查，研究多依赖官方出版物。第二阶段（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实证研究兴起。 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成为当时研究中国的重要基地。代表性学者如Andrew Walder，他通过访谈相关群体，提出了“新传统主义”概念，用以解释特定时期中国企业内部的组织关系。这一阶段研究开始逐步关注基层社会。第三阶段（1980-2020年代）：社会科学全面融入。 改革开放使西方学者可以进入中国开展系统的问卷调查和田野调查，研究出现了三大趋势和两个专门化：当代史与现代史的界限逐渐模糊；研究重点从高层政治转向地方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国研究进入比较视野，同时呈现出课题专门化和学科专门化的特征。第四阶段（2020年以来）：当代中国研究面临新的挑战。原因包括田野调查日益困难，以及部分国家学习中文的学生数量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出现了重方法、重数据、轻区域研究的倾向。

在投稿建议方面，赵教授从主编视角出发，结合审稿流程给出了实用建议：标题要简明扼要、具有反直觉的吸引力；摘要必须明确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原创贡献；文献综述应是批判性的，而非简单罗列知名学者；优先使用中文原始材料；保持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英文表达要地道，可借助AI工具进行润色，并注明使用方式。赵教授还鼓励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被拒稿后不必灰心。在《当代中国》的审稿流程中，被要求“拒稿重投”的文章最终有70%至80%得以发表。赵教授最后总结，《当代中国》的成功不仅在于填补了学术空白，更在于顺应并引导了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式转型，始终坚持开放、多元、桥梁式的学术定位。

现场交流环节，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的师生分别就国别研究期刊与学科性期刊的定位差异、历史类文章的发表标准以及期刊的价值观与立场等方面向赵穗生教授提问。赵教授指出，国别研究期刊具有跨学科特征，关注与中国相关的本土情境性问题，而学科性期刊则侧重本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贡献，投稿需契合目标期刊的风格与发文范围；历史类文章仅发表与当代相关联的研究，例如历史记忆对当下政策的影响；期刊保持学术价值中立，不预设任何立场，接受不同视角的文章，关键在于研究的客观呈现。

讲座最后，刘子曦教授为赵穗生教授颁发“厦门大学人文社科至善大讲堂”纪念牌，此次讲座活动圆满结束。

撰稿：谢佳乐

摄影：谢佳乐

编辑：刘子曦

审定：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