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7日下午，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南强群学讲坛第145讲在海韵园行政楼A栋102室举行。本次讲座的题目是“书写本文化的民族志？——重新理解20世纪中叶社区研究的文化论”。讲座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耕老师主讲，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刘子曦老师主持。云南大学游天龙老师、厦门大学游姝楠、富永选等老师参与对谈。

讲座伊始，田耕老师从1935年李景汉在完成定县社会调查相关研究之后来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这一人事变迁入手，引出了同年拉德克里夫-布朗来华讲学的《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演讲与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以及马林诺夫斯基《论文化经济研究》，展示了当时三个人在社区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些重合。这些重合的关键是如何通过文化论的建设将功能主义的人类学转向富有文化感紧迫的社区研究。重合之后，他们又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和道路。在共同面对“一战”后的国际格局和各种国际主义竞争的现实情况下，并对国际主义失望。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要结束西方的间接统治问题，中国学者社区研究的文化论则要完成国族重建。

田耕老师指出，通过对间接统治的超越，马林诺夫斯基试图从对文化接触的研究中找寻出自治的基础，继而在失败的“国联”基础上建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吴文藻等人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理论思考更进一步，他们寻求一种不与当时国际体系玉石俱焚的真正的发展。所以吴文藻等人思考的问题是怎么样用社区研究承担国族建设的问题，而不只是简单地导出大社会中不同的社区类型。吴文藻的中国社区研究计划是在中国这个大的社会系统中谈社区，而不是将被描述的社区视为不同的代表性个案。因此，吴文藻在《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与功用》中首先认为，部落、乡村和都市社区三个类型才是以社区研究现代社会的立足点。社区的文化论除了建立类型，更要描述和解释这些社区类型之间的关联性，所谓的关联，就是不同社区之间如何过渡和承接。这样，除了深描一个社区的内部构成，还可以将一种社区关联到另一种社区。李安宅提出“村-镇”社区，将由村到镇的关联性作为社区研究的关键，社区各组成部分的功能依赖关系和社区的“发展过程”以及社区之间的外在联系，这三者应该是相互配合的。费孝通在1980年代初的“小城镇”研究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早期社会学的市镇研究。

社区研究凭借这种动态的眼光初步确立了从社区到大社会的关系，从而就为社会研究在两战之间进入到民族建设准备了新的学理基础。在20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来到云南之后，吴文藻以边政学来继续推动走出初民社会的人类学，社区和边政在其中的呼应衍生了对文化边界的动力分析。最后，强调习俗和传统社会分离的功能论在1935年前后的全球史时刻被中国学人强有力地吸纳为一种社会改造的力量，直至成为一种在适应和化育的形态中长成的文化国族观念。

讲座尾声，田耕老师还提到如何做思想史研究。他认为学术的思想史如果是学术的“接触史”，关注学人之间的阅读、交友、师承与学派等关系，那么会忽略一些无形的精神，所以也应该回到前人思想产生的时代与历史情势中，通过他们对同时代和共处世界的“通感”来理解学术思想。田耕老师的讲座展示了学术思想与时代命运的关联，为我们提供了以“通感”为核心的对思想史的新理解。

在交流环节，刘子曦老师首先指出了忽略思想史研究带来的三个“幽灵”问题：一是理论家为什么书写这些理论？二是理论观点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观点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三是先前的理论思想和当前的现实有什么关系？如果不了解这些问题，那么很难将学术传统与现在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游姝楠老师谈到“通感”概念对她的启发，指出逆全球化背景下众多学者对相关问题的共同关注也是一种“通感”，并询问了“直接的民族志”有关问题。游天龙老师从自己的研究出发，谈到“通感”对他的启发，指出战争对战时云南中国学者研究的影响，中国学者在三个帝国的挤压之下回应了战争。富永选老师也谈到“通感”给他带来的感触，并分享了他关于理论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困惑。

整场讲座气氛热烈，交流充分。活动最后，刘子曦老师向田耕老师颁发“南强群学讲坛”纪念牌。

撰稿：刘宪本

摄影：刘宪本

编辑：何静 刘子曦

审定：毛毛